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对发展基层协商民主作出了重要部署，对于怎样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在什么事情上和什么范围内发展基层协商民主，中央的规定和要求非常清晰。这就是要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统一领导、协调各方的职能，激活和调动广大基层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有效运用现有依法治企、依法治村、依法治校，村务政务企务校务公开及职代会、村民（代表）大会等机制，着眼保障公民权利和治理现代化，积极把握事前和事中两个环节，把和民众切身利益有关的事项交民众来讨论，让民众来决定，请民众来监督，最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辖域内全体民众。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主渠道作用。人民政协在长期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发挥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独特优势和灵活方式，这就是界别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和提案办理协商。与此相对应，也使得协商具有了参与的广泛性、议题的针对性、人员的互动性、结果的法定性等鲜明特点。这给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带来很多建设性启示。

比如，受界别协商启示，可以激活乡村各个领域的有一定文化素质，有较大群众威望，有较强致富能力，有较宽发展视野，有较高管理能力的人员的参政议政积极性，发挥他们在政府治理和公共决策时的正向作用。教师群体、离退休干部群体、经济带头人群体、家族长群体等，都可以作为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主力军和骨干力量。又比如，从专题协商优势出发，可以将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与乡村有关的新情况新问题纳入协商范围，一个一个地平等对话，一项一项地酝酿求证，让基层民众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项上，有参与权，有发言权，有决策权，有监督权。用这样的方法处理问题，既突出政府作用，又密切干群关系，还化解争端矛盾，更会促进政府治理朝现代化方向迈进。

发挥人民政协之于促进基层协商民主的主渠道作用，有必要加强乡镇政协的组织建设。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目前乡镇一级政协组织已没有议事职能，只有委员联络职能，这和乡村随城镇化趋势而涌现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客观需要相比，很不适应，很不相称。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发展基层协商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部署，在落实上可以研究探讨乡镇政协的职能、组织建设，以体现政协优势，发挥政协作用和突出政协特点。可以将上述有关群体的优秀人物遴选为政协委员，乡镇政协可以定期开会，将本乡镇事务作为议题，开展各种形式协商。同时，构建乡镇政协与乡镇人大互动畅通机制，将其参政议政结果和提案办理有机共用。需要说明的是，发挥乡镇政协作用和精简机构并不对立。这只是借鉴已有经验，运用到基层需求和发展实际当中去。而且，这也更有利于村级事务协商人员确定、议题选定、机制运行及事后监督等，从而真正促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

发展协商民主，还必须总结基层协商民主鲜活实践创造的丰富经验。顺应社会公众阶层变化多元、利益诉求、素质提升、维权意识和参政愿望增强的实际情况，各地在把协商对话引入政府治理过程中做出了大量尝试，付出了艰辛努力，起到了积极作用，涌现了众多典型，收获了丰富经验。这其中以浙江温岭的经验最为引人关注，许多学界、政界人士关注研究这一经验蕴藏的民主火花。其他如“杭州社区议事会”“成都村民议事会”等也受到欢迎和肯定。

这些探索，从乡镇、社区、村庄等不同层级的不同事务入手，吸引民众参与，倾听民众诉求，尊重民众意愿，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效果良好。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部署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正是顺应和肯定了来自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智慧。这个部署，正像当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冒死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中央肯定，从而掀起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一样，也必然会促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大发展、大进步、大完善。

这些探索创造的鲜活经验，也可以而且应该运用和结合到各地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实际当中去。在对话地位上，要官民平等，不能有主有次；在人员遴选上，要随机抽样，不能厚此薄彼；在程序规则上，要阳光透明，不能暗箱操作；在议题选择上，要应商尽商，不能偏好随意；在共识达成上，要公约利益，不能偏私枉顾；在参与环节上，要事前事中，不能事后告知；在协商形式上，要充分广泛，不能随意草率；在结果使用上，要法定刚性，不能束之高阁；在监督制约上，要激励惩戒，不能好坏一样；在发展历程上，要长远持续，不能时热时冷。当然这些经验的借鉴和结合，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那就是本地区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基础，再好的经验，再有用的办法，也会失去借鉴和结合的意义。

总之，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内涵丰富，意义重大。作为新生事物，顺应了我国基层实际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反映了基层民众的新诉求新期待，只要加强调研，精心设计，因势利导，大胆尝试，一定会开出茁壮鲜艳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之花。（李旭臣）